在海澄镇豆巷村旁的江堤之外，一片不算宽阔的滩涂上芳草如茵，几道蜿蜒的涓流划过泥滩，通向九龙江。西边更宽些的滩地被种上了油菜，正值花开，鹅黄遍地。午后的日光有些热烈，村人少有外出，堤头上一派宁静，只有远处江面上偶尔经过的船舶能搅动起空气中的一些涟漪。

摄影：冯木波

如果没有碑记、标注和当地人的介绍，很难意识到这里就是先前无数次在史料中遇见的月港。饷馆、路头尾、中股、容川、店仔尾、阿哥伯、溪尾，从下游向上游依次排列的七座码头遗址，有些早已无法辨认，只剩下开在江堤上的水门，有些还能看出条石砌筑的痕迹，但若不仔细分辨，很容易把它们误认为排水沟渠。

400 年前的繁华往事早已不知所踪，今天的月港只剩下了这些遗迹和它背后一小片复建的仿古街巷。码头、庙宇、仓库、博物馆，沿着导览标志把这些“古色古香”的新建筑游览一番，能够看出今天的龙海人在努力试图复活那个历史高光中的月港。在明朝后期的那段时间里，月港作为官方唯一指定的通商港口，可以说享尽了商品流通带来的财富和荣耀。从月港出发的商船循“东西二洋”航线南下菲律宾群岛、婆罗洲，或中南半岛、马六甲、爪哇，运出他邦渴求的中国物产，换来中国稀缺的异域奇珍——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上千年。

摄影：陈君香

实际上，月港持续不到百年的通洋贸易无论从规模还是持续时间上都称不上出众，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她短暂的繁荣正赶上了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段。这是一场比中国内部改朝换代意义深刻得多的世界变革：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把大西洋沿岸新崛起的文明中心与早已进入繁盛期的东亚文明直接联系起来，而不必再看亚洲内陆和近东荒原上各种大汗与苏丹的脸色，经过长时间的敌对拉锯，傲慢的东方帝国终于在大势所趋之下有限度地打开了封闭已久的门户。作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外贸窗口，月港几乎成了大明王朝与世界沟通的唯一的枢纽，全程见证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化”经济文化大交流。

月港人面对的，是比宋元时期的泉州更宽广的世界：与蒙元时期疏通欧亚大陆的初次“全球化”进程相比，大航海时代的贸易网络不仅仅连通了欧亚大陆两端，还把更多“新发现”的土地也连接了起来，“发现”美洲大陆的经济红利因而迅速流转到了对此事还一无所知的太平洋彼岸，海量金银和新奇物种纷纷传入了中国。当时的月港人估计很难想到，未来发生的货币制度和农业生产力的变革，正是在他们的手中一点点孕育出来的。甚至，中国人的口味也因为当时从月港传入的一种怪异的农作物而发生了巨大改变——“无辣不食”如今早已成为半数以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辣椒征服中国只用了不到四个世纪。

摄影：林乔森

月港的兴起之路与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官营港口截然不同，非但罕有权力的有力支持，反而是从一个“非法”的走私基地发展起来的。海洋活动的民间自发性是月港最大的特点，不能像官办商行那样坐等客商上门，月港的私商们必须自己出海，走得远远的，在充满风险的海洋中寻找商机。经由月港漂泊入海的闽南人以万千计，他们中极少数有幸衣锦还乡，更多的是就此扎根异乡，对宗族与原乡的强烈情怀让他们世代保留下了“华人”这个身份认同，在海禁不严的时候，总会有一批批龙海人出洋过藩去投奔同乡，在异域打拼一片天下。久而久之，向海而生成了龙海的一种地方传统。在崇尚文教、农业经济条件尚好的漳州，龙海人强烈的海洋意识可算首屈一指。

傍晚时分，我们在月溪对岸的饷馆码头近旁登上了一条简单到几乎只有一个铁皮壳子的渡船，航程很短，目的地是九龙江中的玉枕洲。玉枕洲是九龙江三角洲上少有的还没有桥梁的洲岛，踏上归途的岛上居民推着满载货物的自行车、摩托车说笑，或穿着职业装静静站立在铁壳船身之内，坐船回家，对他们来说像我们乘坐公交车一样自然而熟悉。夕阳倒映在江面上，投射出泊在岸边的大小船只的剪影，小渡船在这些高大船舶之间绕行穿梭，不时还要避讳航道中快速通过的往返厦门的快艇。玉枕洲上最显眼的建筑设施就是造船厂的办公楼和船坞，从海澄到紫泥，十余家大型船舶修造企业沿九龙江排开，构成了一个造船产业带，小到渔船、快艇，大到近万吨级的货船，都能在他们的船坞中看到。有趣的是，在这些大船的荫蔽中，我们还采访到了几位坚持手工制造木船的老手艺人。

摄影：黄水木

在曾经物资匮乏、生存不易的状况下，身家性命几乎是仅有的生产资料。如今，龙海人不再需要那么狂热地把肉身投入海洋，但海洋元素依旧填充在龙海的经济与生活之中——除了造船与出海，现代商业社会具备的低调务实、重视契约、开放包容等特点其实都是早期海商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需要一种闽南人特有的、高度开放的性格特质方能驾驭：宽广的视野、无畏的心态、敏锐的市场嗅觉，以及不安于现状、勇于挑战风险的精神。

这些，正是构成我们所惯称的“海洋文明”的核心要素。